|
|
楼主 |
发表于 2018-6-25 10:25: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广西南宁市 电信
本帖最后由 可可 于 2018-6-26 11:26 编辑
往事如风（71）
——————————————————————————————————————————八十年代
往事如风，岁月如流，再回首恍然如梦。如果你的记忆中有如下内容，说明你真的老了：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电视里天天播放：“‘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杀你的莱福磷，一定要把你杀死、杀死！’”的农药广告和“燕舞、燕舞，一片歌来一片情”的收录机商业广告。满大街却都在用“三洋牌、东湖牌双卡双喇收录机”放着都是邓丽君和张帝的“糜糜之音”，盖过了当时“八亿人民同唱一首歌”的李双江的《再见吧妈妈》、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张行的《迟到》、朱逢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郑绪岚的《太阳岛上》牟玄甫的《哎哟妈妈你不要生气》朱明英的《回娘家》。在象张蔷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这样的电子琴和打击乐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喧嚣一阵后，如刘文正《乡路间小路》等木吉他伴乐的民谣台湾校园歌曲似一阵清风吹进来了。那时还没听说港台歌坛的新老“四大天王”，就连刘文正、罗文、凤飞飞、徐小凤、龙飘飘的大名也很少人知道。
那时候，老一代电影明星仲星火、杨在葆、项堃、王心刚还继续在影坛上继续出彩之外，象王丹凤、王晓棠、张瑞芳、于洋、金山、牛犇、陈强、葛存壮、孙道临、方化、田华、秦怡、郭振清等人渐渐暗淡离开银幕了，此时出现在银幕和《大众电影》画刊上的是主演《庐山恋》的郭凯敏和张瑜，主演《牧马人》的朱时茂和丛珊、主演《小花》的唐国强、刘晓庆和陈冲，主演《红牡丹》的江黎黎，主演《喜盈门》的洪学敏；主演《瞧这一家子》陈佩斯、主演《归心似箭》的斯琴高娃、主演《好事多磨》和《大桥底下》的龚雪、主演《甜密的事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李秀明，主演《人到中年》的达式常和潘虹，主演《小林寺》的李连杰。一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让八亿人认识了梁小龙、第一部美剧《加里森敢死队》让我们知道美帝是怎么宣扬他们别样的爱国英雄主义的；引进的第一部日产电影《望乡》让我们了解日本人也在反省二战中自己的错误；之后《追捕》、《生死恋》、《排球女将》、《血凝》这些日本影视剧，严重地影响着那时中国人审美观，杜丘（高仓健饰）的冷峻表情和立起领口的风衣、矢村警长的蛤蟆镜和紧身大尖领花衬衫、女记者（栗原小卷）的衣着和神态，随着啦呀啦的《杜丘之歌》和由山口百惠演唱《血疑》主题曲《谢谢你》的深入千家万户成为那一代年轻人追赶时髦的标志。三浦友合的大鬓角和山口百惠的短发曾是那个年代发廊的理发师必会做、最受客人欢迎的发型。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中国成熟女子留那种发型最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初，搞解放思想运动，被严密封禁几十年的国门和窗口开始开启，西方文化和生话方式以最直观外在的方式传入中国。外国文学、影视、歌曲音乐、服装、电子产品、舞会等纷纷在民间出现。那时候街上还没有歌舞厅，稍大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团委举办的舞会了，严格把门，不经组织者邀请，外单位的人不给入场。那时开始兴录像放映厅了，还没有歌舞厅。大城市里有营业的夜总会，但那地方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有人说那时去舞厅的人都是耍流氓的、现骚的，进舞厅里跳三步、四步中交际舞、探戈就是为了去擦擦蹭蹭、乱摸异性的身体，跳摇摆迪斯科就是流里流气赶时髦、跳机械太空步霹雳舞就是摆谱装潇洒。其实不尽然。这样跳舞中手不守规矩的猥琐之人可能有少数，大多数人绝无这么下作。倒是每晚上都会有一至两次“黑灯五分钟”。何谓黑灯五分钟？那是舞厅经营者为招睐客人故意为这些男男女女制造搞小动作的机会，放一些非常舒缓轻柔的乐曲，将舞厅大部分灯光关闭，一片昏暗看不清人的面目，人们趁黑暗贴面拥抱在一起，随着音乐一寸一寸地慢慢地移动，俗称贴面舞或桩桩舞，顾名思义就是说两人象两根紧贴在一起的树桩子站在那里不挪动。调暗灯光是为了舞者之间避免互相看见“亲密小动作”尴尬。在那黑灯瞎火的五分钟，大多数人和舞伴有拥抱在一起有一些亲密行为，恋人间可能还会有亲吻和抚摸的动作。但那不是恋人、情人就是夫妻为舞伴的人才敢如此，一般朋友、同学同事和陌生人之间绝不敢如此，那时的社会还没那么宽容和开放。那时街上还没有营业性舞厅，若在私人家庭聚会跳这种贴面舞被人举报被抓住，1983年严打时就会定为流氓罪。
那个年代，公路不发达，城镇的街道窄路面小，县级公路大多数是用指头大小的碎石散铺的，所以那时通国道、省道的乡镇（公社）都有一个以上、用镐耙和骡马拉拢砂耙为作业工具的“养路班（站）”。乡村多数地方还不通公路。尽管如此都不会发生如今司空见惯的大堵车现象，因为那时即使是在省城，机动车辆也很少。即使在如九十年代有“摩托车之城”如今有“电驴之都”的南宁，当年在邕城大街上见到的轿车、摩托车也不多。当时政府对单位申请购车控制非常严格，很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小轿车不多，而且县、处级机关是不够配轿车资格的，县长、县委书记至多有一辆帆布蓬的北京吉普车。大一些的机关单位后勤部门和非运输、生产企业若拥有一辆载重3吨的解放牌的卡车的单位，那就够牛的了。这种卡车经常被当作运送职工的“客运”使用，一车箱里挤上几十人密密麻麻站着。
那个年代一般人长途旅行出差，只有挤绿皮列车，虽然已取消以前公款坐飞机职务必须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相当级别的专家资格的特权限制了，但相当于火车票十倍的价昂贵的机票，没多少人敢自费乘坐习机出行。绿皮列车还是燃油动力的，并非如今的电动车。那时的车次少、汽车客运也很落后，客流都集中到铁路运输上，因此每一班次的列车都是人满为患，一百多个座位的车箱，往往会挤进二、三百人，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过道上被占得没有一点空隙，就连座位底下都躺满了人。那时的列车有的非常破旧简陋，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河南新乡还乘坐过木条长椅、客货同列，既运人也运牲口。
流行喇叭裤时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大街上已很少见有人着喇叭裤大尖领紧身花衬衫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连双排扣西装、肥裤老板装都退出了，社会上开始流行牛仔装和夹克。那时的正装是上身一件西服，下身却是一条牛仔裤，很随意的样子。
当满大街曾经风糜一时的录相厅、桌球台渐渐萧条的时候，曾经很拉风的双镜头的“海鸥牌”或者“凤凰牌”120黑白胶卷照像机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较廉价、用普通5号电池的日产、美产的自动对焦全自动彩色胶卷电子照相机，俗称“傻瓜照相机”，至此中国人民照相不再似从前那样当成奢侈消费了，很多城镇居民家庭都有这种东西，再也不用象父辈们，一生都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了。1956年我国第一部自产照相机在天津诞生，之后上海和南京、北京先后建立照相机厂，上海产的叫“上海牌”北京产的叫“北京牌”，后来国家工商局规定不能以行政区名为产品名称。于是“上海牌”更名“海鸥牌”，“北京牌”更名“凤凰牌”等。
八十年代初，不仅日产计算器已进入中国，而且也开始有国产的计算器上市了，单位也给我配备了一块，但我很少用，还是习惯用21档的棱形珠子的算盘。这种木质或者塑胶质的算盘（我见过铜的和玉石、角质、骨质和陶瓷的，是实用工具，而非装饰摆设件）是我用了十多年的计算工具，一直用到1997年，之后推行会计电算才让算盘彻底退休。如今几乎再也没见到有人用算盘这种计算工具，在中国沿用了上千年“先进计算工具”终于彻底地消失了，而我是最后一批使用这种古老工具并拥有运用此工具技术熟练程度评级证书的人之一。
八十年代那时，县、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备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自行车，领导干部可以一人配一辆，中层领导干部一般只能是几人共用一辆自行车。这些自行车属于单位重要财产，购买时需凭计划供应票证、单位公款购买的还需打报告，经上级机关批准才能报帐列支。各单位对公用自行车实行专门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有的单位归行政办管，有的单位归后勤科部门管、财务部门将自行车列为“固定资产”或者“家具用具”进行提折旧和摊销核算管理 。
从那时候开始，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提“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口号了。将叫了二十多年的“公社”和“大队”改为“乡、镇”和“村公所、村委会”。社队散伙了，田地又分给农户大包单干。从1966年开始叫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取消，更名为各级“人民政府”。粮票、布票、肉品副食标、煤饼票、煤油票及单车、手表、逢纫机供票开始废止。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五十元面值的绿色大钞。随着“个体户”这个名称的出现，“万元户”、“老板”这些的词汇开始热络起来。社会上以往少见的胖子，现在却到处可见且越来越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是从沉闷走向活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极端贫穷落后走向初步解决非温饱问题、从因袭陈旧思想观念到思想解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所经济体制的历史大转折期。也是我就业、恋爱、结婚、学业与事业上发展最好的年代。我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年华献给了那个伟大的变革事业、我的泪水和汗挥洒得最酣快的那段时光，溶汇于那个伟大的改革潮流之中，见证并亲历和参加了那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从十八到二十八岁，我们正当青春，多美好的年华啊！那时我们经历着参加高考、上学、毕业分配、恋爱、结婚、生子、申请技术职称、入团退团、申请入党、从业务骨干行列进入单位领导梯队……我们曾经多么朝气逢勃，激情燃烧。我怀念这闪烁着青春和改革光芒的年华，怀着骄傲珍藏这段幸福的记忆。2018-04-23 15:21
|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恭城520社区网
( 桂ICP备2023006774号-1 )|桂公网安备45033202000026号
发表于 2018-6-25 15: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