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40）谁的脑被洗了？

可可

可可扯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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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载刘仰东《五四余波：抗战中曹汝霖拒投敌 学生领袖成大汉奸》一文的争论

可可

茶江水2009 评论道：“不奇怪，如果中国和别的国家开战，做汉奸的往往是那些整天国家利益挂在嘴边，嘴上喊爱国喊得最起的的‘爱国人士’。”

正义之剑 ：“所以我们学习的是‘指定’的教材，了解的是‘创造’的历史。”

火锅养民  ：“历史，我们只能了解一部分。”

我：我觉做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挺可怜的，连自己民族的历史都是让人七改八改后丢给大伙认识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历史事实”让我们也愚蠢迷信而不自觉，将善恶、是非颠倒来认识，于是，就有如流氓和愚奴一样不知耻的一部分“同胞”。愤怒？耻辱？吼叫？算了吧！这些人就这样的德性，窝里斗蛮狠而已。

贫心尽气：“你看没看“6楼”（上面我搜集来）的资料？（你）为什么整天去搞那些无聊的东西？至此，楼主你该反省、反省了吧？”（注：是指平心静气转载《梅思平：狱中自白》，他引用梅的文章是想用大汉奸梅思平的自白来证明梅自己叛国投敌当汉奸是受汪精卫的蒙蔽，与其他组织和个无关。）

我：谁无聊？我转载的这篇文章是政协中央机关报刊登的，无聊不无聊你问贾庆林去！再有，这篇文章记述的不是历史事实吗？你能说梅思平汉奸没有叛国投敌当汉奸？曹汝霖没有拒绝投敌吗？自己不学习、不懂历史还乱发言，不懂装懂、想当然、仅凭梅思平的一篇自白，你就断言刘仰东讲的是谎言，指责不同观点的人无聊，有你这么无聊、愚蠢、霸道而无耻的吗？（注：是指我在油茶论坛上转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8日第5版，作者：刘仰东，原题：《五四运动以后的曹汝霖》一文）

贫心尽气：“（这是）刘仰东善写小说。跟你这个被洗脑、没有自己思想的人交流起来很困难。”

我：跟你无聊娱乐一下下：有一天东施见了西施，无限悲愤地狮吼道：“你这丑婆娘，你也有脸效我颦！”街坊、路人闻之哄堂大笑，西施并没说什么，只是用那种悲悯的眼神看着这奇丑婆，轻启朱唇：“姐姐，请快回吧！你若吓坏这些孩子是要吃官司的。”

说来也巧，阿q那天那时候他从赵四爷的茶馆出来，正为刚才挨了那钱家留洋回来的少爷一记“文明杖”，心时委屈得不得了。东施对西施那一声狮吼，在时空中穿了2000年后传到阿q哥耳中，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一边努力地把流到嘴边黄绿色的濞涕吸回去，一边左手抠着他头上的癞疤，右手伸入裆内鼓捣，嘴里哇啦咦呀地嚎叫：“他娘卖x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骂、骂、骂死他克！骂他那个假洋鬼子头上没长毛！秃驴！你和那小尼姑一样嗨，光板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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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平（1896-1946）名祖芬，字思平，以字行。浙江永嘉人，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梅思平在其间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梅思平为五四运动领头学生之一，倭国侵华后成为汪精卫投敌策划人，二十年不到，过去高喊爱国者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浙江永嘉县人)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并组成了“最高委员会”。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并且成了周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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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1877年—1966年）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与之相反，“五四运动”的健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北京大学学生梅思平，却主动投靠日本人，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怀诗》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分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以上引自百度《百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