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岭南青铜甫钟

鹰飞倒仰

略论岭南青铜雨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
青铜甫钟是我国商周以来流行的一种打
击乐器。它们大小成编，配套使用，和青铜
鼎一样，代表着一定的身份等级标准，几乎
贯穿了整个奴隶制社会。作为一种物质文化
现象，岭南地区也曾流行过青铜角钟。研究
岭南甫钟的特征和其兴衰过程，对探讨岭南
古文化是有意义的。
(一)岭南雨钟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岭南地区不断有青铜甭钟出
土，这在有关的考古报告中都有不同程度的
描述，有的还发表了照片、线图或纹饰拓
本，提供了十分完整的原始资料;有的则仅
报道了发现地点，其他资料欠缺(见附表)。
岭南甫钟最初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且往
往将它们作为中原文化传入品加以类比，后
来人们逐渐发觉，这些青铜甫钟与中原地区
的青铜甫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它不但不是
外来文化因素，而且还是本地文化因素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份。
1962年广东清远马头岗出土第一批青铜
器时，报告执笔者已注意到其中的五件青铜
雨钟“修饰较粗，背面的作法不一致，除枚
外，多没有任何装饰，这和常见的钟正背面
多有繁褥装饰或者全素的情况是不尽相同
的。”同时引用商承柞和容庚的看法，说:
“这批青铜器多具有南方青铜器的特点，和
中原地区所出者有一定区别，但到底在哪里
所制，为什么与广东省特有的夔纹、方格印
纹硬陶器在同一地点和地层中共出份则有待
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①。”
1963年在上述地点再次发现青铜器后，
考古学者仍然感到这里出土的铜钟“正背面
修饰不一，枚的数量少，每面仅有十二个而
不是十八个，并以大小相近的二件为一套，
与各地所见的以三个、四个、七个以上为一
套的雨钟和编钟有一定差别②。”
1978年何纪生在《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约
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一文
中①，已明确指出，广东出土的甫钟是当地
铸造的，而从时代序列来看，铸造工艺由粗
到精，纹饰逐步统一，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演
变过程。后来，他与何介均合写《古代越族
的青铜文化》④迁将岭南甫钟称为“越族雨
钟”，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研究。
1984年，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
文物馆联合举办《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展览》，
徐恒彬撰《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述》，逐一论述
了广东境内出土的青铜甫钟，并把它们放在
各自的铜器群中作了明确的分期研究，把惠
来华湖云雷纹雨钟、博罗铁场甫钟、连平忠信
雨钟列为广东先秦青铜器第一期的前段，即
西周至春秋中期，把清远马头岗一号墓、二
号墓和罗定南门洞一号墓出土的雨钟列为第
一期后段，即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把肇庆
松山大墓甫钟列为第三期，即战国中晚期⑥。
近年来，黄展岳先后发表《两广先秦文
化》⑥和《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⑦等
论文，对岭南甫钟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以上这些尽管都仅是作为众多青铜器中
的一项来论述，并未作专题探讨，但都从不
同角度涉及到岭南雨钟问题的许多侧面，为
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岭南雨钟的特征
岭南地区已发现青铜甫钟66件。这些雨
钟来源复杂，形式多样，一时还难以找到它
们的变化规律，无法用简洁的语言表述出
来。但大致说来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形制和
纹饰完全同于中原;二是形制和纹饰部分类
似或完全不同于中原。
属于第一类的极少，有代表性的是广西
忻城大塘钟、横县镇龙钟等。忻城大塘钟，
直角，有旋无干，钟体较矮胖，舞饰兽面
纹，隧饰窃曲纹，怔间光素，篆间以细乳钉
为界，枚长中等，形制和纹饰与映西长安普
渡村西周长由墓出土的编钟相似，应是从中
原内地传入的，时代当在西周中期④。横县
镇龙钟，直雨，细旋有干，器件厚重，正面
观呈矩形，舞、怔、篆间饰雷纹和斜角雷
纹，篆周以二层乳钉纹为界，枚短而尖，奈
边和篆间饰水波纹三道，引人注目的是，在
正面鼓部左右两侧的窃曲纹地上附以浮雕式
似璃的装饰物。从整个形态来看，这件雨钟
也可能是西周时期的⑨。
以上雨钟时代较早，形态与南方大挠近
似，当不是岭南甫钟的正品。何纪生、何介
均在写《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时，没有把
它们列入“越族甫钟”范围，我想是有道理
的。该文将广东、广西、湖南出土约春秋战
国时期的“越族雨钟”分为四型，除去A型
均见于湖南收集的以外，属岭南地区的是三
型六式。我们重新整理了岭南地区的甫钟，
仍按三个类型分述如次。
I型钟体两面均有纹饰。如广西宾阳
凉水坪钟、贺县里松钟。
宾阳凉水坪钟，正背面均有纹饰，但两面
花纹不同。正面征部上饰栉齿纹一道，下饰
圈点纹一道，怔间、篆间均饰栉齿纹;背面
征部上、下各饰栉齿纹一道，征间饰雷纹，
篆间饰叶脉纹@。
贺县里松钟，正背两面纹饰相同，篆间
均饰三角云纹⑧。
I型钟体正面有纹饰，背面无纹饰。
如恭城嘉会钟、横县南乡钟、连平忠信钟、
肇庆松山钟等等。
恭城嘉会两角钟，正面征间饰三角蝉
纹，篆间饰斜角云纹，隧饰窃曲纹皿。
横县南乡钟，正面征间饰三角雷纹，篆
间饰斜角雷纹，隧饰窃曲纹⑥。
宾阳韦坡Ml:1号钟，正面征间饰勾
连雷纹，篆间饰三角雷纹，背面仅设带为界
无纹⑨。
连平忠信钟，正面征、篆间以突起的双
线纹和排列整齐的尖状乳钉为界，鼓部正中
饰三个平突的乳钉⑥。
清远马头岗Ml:009号钟，正面征部设
带为界，篆间饰雷纹，怔间饰夔纹，鼓部正
中饰云纹，两侧饰雷纹珍。
清远马头岗MZ:2号钟，正面征间饰
三角纹，隧饰云纹，MZ:3:1号钟，正
面征间饰三角纹，隧饰C形云纹;MZ:3:2
号钟，正面隧饰回形雷纹，MZ:4:1号
钟，正面征间、篆间均饰三角形云纹，隧饰
T形云纹;MZ:4:2号钟，正面隧饰云
纹;MZ:5:1号钟，正面征间饰斜线
纹，隧饰云纹⑧。
罗定南门桐Ml:3、5、6号三件甫
钟正面隧饰勾连雷纹⑩。
肇庆松山钟，正面鼓部饰两组勾连雷
纹@。
贾型除枚之外，正背两面均无纹饰。
宾阳韦坡MZ:2号钟，征部正背两面
均设带为界，舞、征间、篆间、鼓均素面。
清远马头岗Ml:007一1、2号、M
i:005一1、2号和MZ:005一2号等五件
雨钟，正面均设带为界，舞、征间、篆间、
鼓均无花纹，背面光素。
从铸造工艺来看，岭南雨钟都是用两合
范法一次铸成的，合范痕迹从雨的顶端正中
穿过，直达舞面和案脊，清晰可见。钟体比
较轻薄。
从外形看，岭南甭钟多圆筒形直雨，甫
中空，与体睦相通。甫上的旋，有的显得很
细，甚至不明显，个别的无旋，干直接固定
在雨体上。如恭城嘉会钟，旋只是一小圈，
干的下端直接固定在舞上。宾阳韦坡Ml:1
号钟、MZ:2号钟，雨上无旋，方干的上
端直接固定在雨上，下端固定在舞面。钟体
较瘦长，铣角较尖。
枚一般细而尖，也有呈双叠式的。枚的
数目，除了一般每面各十八枚，合计三十六
枚外，还有正面十八枚，背面十二枚，和正
背两面各十二枚的。如清远马头岗Ml:007
一2号钟，正面十八枚，背面十二枚，合计
三十枚;清远MZ的七件雨钟，全部正背面
都只有十二枚，合计二十四枚，罗定南门洞
Ml:3、5、6号三件雨钟和宾阳韦坡
MZ:2号雨钟，也都是正背两面各十二
枚，合计二十四枚。
从装饰花纹看，岭南雨钟喜用排列整齐
的尖状乳钉为界格，除了极个别正背两面饰
相同花纹外，一般正背两面纹饰有别，而大
多数正面装饰花纹，背面光素;装饰花纹大
量采用栉齿纹、叶脉纹、圆圈纹、云纹、雷
纹，这些纹样与当地几何印纹陶器的装饰纹
样一脉相承;个别雨钟还有一些特殊的装
饰，如连平忠信钟，鼓面附三枚扁平乳钉排
成品字形，清远马头岗Ml:008一1号钟，
两案的征段间有长8。5厘米、宽1.1厘米，舞
面两端有宽3.1厘米、高1.2厘米的羽翼形装
饰等，都是比较罕见的。
此外，岭南甫钟至今尚未发现铭文。
(三)岭南雨钟的年代
岭南地区先秦青铜文化的分期目前仅能
依靠极有限的墓葬作为坐标来进行分析。
1、恭城嘉会墓原报告根据出土的
鼎、尊、愚、钟、剑、戈、钱、锨、斧、凿
等同安徽等地出土的东周时期器物比较，将
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我们曾在
《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对其尊、
蓉、钟、戈、鼎重作分析，主张将这座墓定
为春秋晚期国。该墓出土的两件甫钟，形制
与楚公钟近似，只是旋较粗，隧道较窄，整
个形体较粗短，同两棱窃曲纹钟也近似，尤
其甫、旋酷似。前者被定为西周后期，后者
被定为春秋战国。所以，定这座墓出土的两
件甫钟为春秋晚期是适宜的。
横县南乡钟与恭城嘉会钟相似，时代也
当属春秋晚期。
2、清远马头岗墓这两座墓都是群众
挖出来以后才清理的。一号墓的器物出土
后，认为大体是属于西周末至春秋时期的，
年代应较战国时期为早。二号墓的器物出土
后，认为较一号墓略晚，但同属于东周前
期，即春秋时期。
3、罗定南门铜一号墓
随葬的鼎、鉴、钟与湖南楚墓、安徽寿县
蔡候墓和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所出形制相
似，铜秃与广东四会战国墓所出形制花纹相
同，铜击与传世“奈书击”相同，具有春秋
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铜器特点;陶击的形制
和纹饰为广东夔纹陶阶段文化遗址中所常
见，流行于战国早期以前。因此，这座墓的
年代与清远马头岗二号墓相同，为春秋晚期
至战国早期。
4、旅庆松山墓这座墓的随葬器物比
较复杂，铜甫钟的形制花纹与清远马头岗
MZ:002号钟相同，铜鼎、提梁壶、三足
盘、错银铜愚、剑等，其形制，纹饰接近河
南、湖南的楚器，具有明显的战国特点。铜
提桶、陶皓、陶罐、陶盒等同广州秦与西汉
早期墓出土的相近。报告的作者把它的年代
断在战国晚期。黄展岳则认为，由于此墓所出
的铜提桶和陶器与广州秦墓和西汉早期墓出
土的相同，把它改定为南越王国时期⑧。我
认为，这座墓以随葬青铜器为主，与广州秦
和西汉早期墓不同，还是以划到战国晚期为
宜。
5、广州南越文王墓
根据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
玺”金印等，确定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下
葬时间为西汉前期是毫无疑问的回。
由此可见，岭南出土的雨钟，上限是西
周中期，下限到西汉前期。西周中期的雨钟
有明显的外来色彩，当不是本地铸造的。有
本地特色的雨钟应始于春秋时期。岭南雨钟
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数量最多，也最有代表
性。秦统一以后，岭南雨钟就不再流行了。
岭南地区发掘过大量的汉代墓葬，仅在西汉
前期的南越文王墓中见到甫钟，其他汉墓都
不见，说明岭南甫钟到西汉前期已最后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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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岭南雨钟的组合形式
从岭南雨钟出土情况看，最多的一处是
七件，如清远马头岗二号墓、博罗大沥散
屋;次为六件，如罗定南门洞一号墓、肇庆
松山墓、兴宁新好鬼树窝，又次为五件，如
清远马头岗一号墓、广州南越文王墓，又次
为三件，如博罗铁场;最少的是二件，如恭
城嘉会墓、宾阳韦坡二号墓;其余都是单件
出土。
清远马头岗二号墓出土的七件雨钟全部
排列在墓室的一端，显然原是成编使用的。
调查者认为，这七件甭钟应是四套，因为每
两件交接龙一起，而且相邻的两件，其大
小、纹饰都比较接近。只有最小的一件是单
个的。
博罗大沥散屋出土的七件甫钟，大小递
减，层叠式堆放，最小的在下层，最大的在
上层，其中三件小的套在三件大的内面，似
乎可以说是三件为编，然后再组合的⑧。
肇庆松山墓出工六件甫钟，形制相同，
大小有别。最大的排在最前，次大的排在第
二，第三大的排在最后。
罗定南门桐一号墓出土六件，从大小和
形制来看，可能每三件为一编，共二编。如
Ml:1、2、4三钟，正背面各十八枚;而
Ml:3、5、R二钟正背面各十二枚。但整个
排列起来，大小递减，仍可凑成一大编。
兴宁新好鬼树窝六件角钟是在崩岗泥土
里发现的，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器物伴出，从
报道的情况来看，有与罗定南门桐一号墓类
似的地方，也可能出自一座墓葬⑨。
清远马头岗一号墓共出五件，每两件为
一组，唯009号仅一件。此墓的随葬品是事
后收集的，也可能有遗漏。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五件，组合情况尚
无详细报道。
博罗铁场梅村一次出土三件甫钟，出土
清况不详谈。
恭城嘉会墓二件雨钟形制相同，纹饰相
似，应是一编。宾阳韦坡二号墓二件甫钟，
一件(MZ:1)正面隧部有勾连雷纹，背面
光素，正背两面各十八枚;另一件(MZ:2)
正背两面均设带为界.光素无纹，各十二枚，
可能是杂凑的。宾阳韦坡一号墓只存一件，
原物可能有散失，或可能也是二件一编。
根据中原乐钟多三、五成编的定例，岭
南甫钟也可能是成编使用的。乐钟在使用
时，需要有若干不同频率的乐音相配才能成
曲。每件雨钟只能敲出两个音，一个是正鼓
音，一个是侧鼓音。如二件为一编，一编只
能有四个乐音;三件为一编就会有六个乐
音。从以上情况看，岭南角钟多以二件或三
件为一编，是比较低级的组合形式，在演奏
较复杂的乐曲时就会感到音阶不全。那种每
墓随葬六件或七件者，应是二编或三编的组
合。多编组合，乐音就可成几何数值增加，
使音阶齐备，趋向完善。同时，在甫钟之
外，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打击乐器加入。
其他打击乐器的加入，可以补充雨钟所缺的
乐音。比女q在清远马头岗一号墓中，除了五
件甭钟之外，还有一件句耀(征)，在罗定南
门桐一号墓中，除了六件雨钟之外，也还有
一件句镶(征)。尤其是象广州南越文王墓，
除了五件雨钟之外，还有八件句耀、十四件
钮钟和十八件石替，这些句镶、钮钟、石馨
本身自己成编，和成编甫钟配在一起，就会
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打击乐队。
要想证实以上问题，需要对这些乐器进
行逐个测音。这一工作目前还仅仅开始。南
越文王墓的乐器进行了全面测试，每件编
钟、句摧都能发两个音，七个音阶齐全，
可演奏古典乐曲@。恭城秧家钟和南宁那洪
钟也经过测试，据吴钊说:恭城秧家钟与南
宁那洪钟的音高与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
的直筒形钮钟以E‘+33为主音构成的音阶序
列大致相合，尤其是南宁那洪钟的’C‘+28与
恭城秧家钟的奋C4+29，显然是由首律A:+
41用三度生律法产生的低一音差列上的#C‘，
而不是基音列上用三分损益法产生的#C;。三
者首律的律高仅差10音分，其误差还在当时
历史条件所允许范围内，因此完全可以忽
略。由此可见，在岭南地区当时有自己的律
制⑧。假如将岭南地区已出土的青铜甫钟都
作测音试验，对这个问题将会获得更全面的
认识。
零星发现的甫钟，绝大多数是单个埋藏
的，出土时，口朝上，甫朝下，与南方大饶
和铜鼓的埋藏情况类似。这些单个埋藏的雨
钟，可能与大饶和铜鼓分别是先秦越人和没
人的重器一样，不是作为演奏乐器使用的，
而是在举行集会、号召军旅、祭祀山川等庄
重、神秘的场合使用的。这些甫钟在用毕以
后就秘埋土中，所以大都单个出土@。
(五)岭南雨钟与其他青铜
乐器的关系
流传于古代岭南的青铜乐器除了角钟之
外，还有铜饶、铜搏、句镶、钮钟、羊角钮
钟、铜鼓等。它们出现的时间，有的比雨钟
早，有的比甫钟晚，有的则与雨钟同时。弄
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了解岭南地区先秦礼
乐的发展会有邦助。
1、铜饶高至喜在《中国南方出土商
周铜镜概论》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铜饶的用
途、年代和产地等问题，指出南方大饶大多
数产自湖南，有的可能产自长江下游地区⑧。
岭南也有铜饶发现，见于报道的有广西
灌阳钟山、广东曲江马鞍山二件。灌阳钟山
铜饶雨残，现存高36厘米、铣间宽28厘米，
重10.5公斤，干上饰乳钉纹、窃曲纹，篆间饰
细线雷纹，并以圆点纹框边，枚作尖锥状。原
报告称为钟，经高至喜考证，名应为饶。曲江
马鞍山铜饶通高37.5厘米，重10公斤，篆间
饰云雷纹，隧上有二个对称的兽面纹，平头
柱状枚助。这两件铜饶形制和纹饰与湖南出
土的有枚大饶十分相似，属南方铜饶发展序
列中的晚期，时代约当西周早期。此外，民
国二十三年修的《贺县志》记载:民国二十
二年(1933年)秋在广西贺县里松出土一件
重21斤的“周朝钟”。其描述日:“上小下
大，扁圆成两楞而尖长，口径纵九寸半，横
七寸，顶柄已缺，全身“万”字纹，中间窿
起如钉昔共三十六枚，日钟乳。”从临绘的
图像看，很象灌阳钟山铜饶，雨上有干无
旋，也应是饶。
这兰处铜饶的出土地点都在五岭南麓。
铜挠显然是在湖南从北向南传播的，到南岭
地区的北境就中止了。从时间上来讲，岭南
角钟的上限充其量是在西周中期，正是大饶
消失的时候，从分布地域看，早期的甫钟也
都接近南岭地区，从雨钟形制看，甫、舞、
征、篆、隧各个部位都与铜饶相似。因此说
“南方的雨钟是从南方的大饶直接发展演变
而来的”⑧，结论是能成立的。
2、铜娜铜搏是大型的单个打击乐
器，在贵族宴飨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磐相
和使用。键与钟的区别，可用郭沫若的意见
概括:“钟有甫而搏用钮，钟枚长而搏枚
短，钟铣侈而搏铣算，钟于弯而搏于平@。”
据高至喜研究，搏的主要产地在湘江流域及
其邻近地区，其流行时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
晚期⑩。岭南地区只在贺县桂岭发现一件铜
搏。这件铜搏通高38.5厘米，架侧有勾形棱
脊，征部上下饰乳钉，原定西周晚期或春秋
时期⑩，高至喜认为是西周晚期。此处是目
前铜搏出土的最南地点。
3、句祖是一种手持的打击乐器，盛
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
下游昊越地区。清远马头岗一号墓、罗定南
门桐一号墓各出一件，发掘报告原称为“征”。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八件。这三座随葬句铺
的墓同时也随葬莆钟，可见它们是可与甫钟
合乐的。南越文王墓的句镶刻有“文帝九年
乐府工造”铭文，说明它们是汉初南越国掌
管朝廷宴享、出行乐队并负责采集民歌民曲
的官署乐府监制的⑩。这八件句耀自己成
编，可以演奏;与十四件钮钟、五件角钟、
十八件石磐和漆瑟、漆琴等一起出上，也可
能参与这些乐器的合奏。
4、钮钟钮钟是从甫钟发展而来的，
钮钟出现的时间是西周中期。岭南地区很少
见到钮钟，目前仅在广州南越文王墓中出土
一套十四件。因此可以推测，岭南的甫钟并
没有发展成钮钟。
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前期墓中出土过
两件直筒形的钮钟，与一般所说的钮钟大不
相同。这种钮钟形制特异，半环形钮，钟体
似筒，钟口方中带圆，鼓部下端合范线处开
有长方形缺口，钟面无纹饰，但分别刻有
“布，七斤”和“布，八斤四两”铭文。经实
测，敲击钟的鼓部正中节线位置可发一音。
两钟共发两个频率的基音⑩。“布”是布山
的省称。布山是秦桂林郡的所在地。这两件
直筒形钮钟都有“布”字铭文，说明它们是
本地乐器。但这种乐器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发
现，它的来龙去脉尚不清楚。
5、羊角钮钟是岭南和西南比较特殊
的一种铜钟。我曾在《羊角钮铜钟初论》一
文中对其分布、年代、族属作过初步探讨，
认为已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和红河流域，流
行于战国至西汉，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有百没
群中的靡莫族和百越族群的骆越族⑩。从目
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羊角钮钟和甫钟尚未发
现共存现象，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和
西林普驮西汉铜鼓墓中有羊角钮钟而无甫
钟。上述谈到的恭城、清远、罗定、肇庆等处
墓葬，甚至包括广州南越文王墓等则有甫钟
而无羊角钮钟。但从分布地域看，在广西桂
东南、桂中和桂北，羊角钮钟和角钟是交错
并存的;在流行时间上，羊角钮钟比甫钟略
晚，但在战国时期也有一段是并存的。已们
之间看来是前后交错的关系。
6、铜鼓铜鼓是春秋时期由滇西地区
淮人创造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到战国至西
汉时期在滇池地区发展成熟，并传到岭南越
人地区。岭南地区之有铜鼓应是战国末至西
权初的事，盛行铜鼓则是东汉至唐。铜鼓在
岭南流行的时代正是雨钟在岭南消失的时
代。雨钟是从湖南湘江流域向岭南发展的，
其分布地域，西南界只到广西南宁附近，东
南界只到广东罗定，向南并未越出两广南
境，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和越南红河流域都
役有雨钟发现。相反，铜鼓是由西南向东北
方向发展的，进入两广地区，向北并未越出
南岭。这两种铜器在岭南地区的关系可能是
互相替代的关系。黄展岳说:“大约在秦
汉之际，铜鼓由滇中东传，进入今广西西南
部，原先使用雨钟的越人转而改用铜鼓，雨
钟遂趋衰落。大约到西汉末，两广雨钟就完
全被铜鼓所取代因。”这种推断很有道理。
(六)余论
岭南出土的青铜器，时代最早的可
以追到商代晚期。以前论者，多认为岭
南的早期青铜器都是外地传入的，到了
春秋时期，由于楚的势力向南发展将青铜器
带到岭南来。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岭南
青铜文化的产生并不晚，至迟在西周时期就
有当地的青铜冶铸业了。1985年冬，在广西
武鸣马头发现一批青铜时代墓葬，随葬品中
有西周铜盘和铜卤，据墓中的木炭碳十四侧
定结果，其年代最早是距今296。土85年(树轮
校正为3110士50年)，最晚是距今2530士100
年(树轮校正为2580土102年)，正好相当
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墓中随葬的青铜刀、
铱、铁、圆形器等，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无
疑为本地铸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不
少墓随葬砂岩铸范。这些铸范能浇铸单斜刃
镶、双斜刃镶、扇形镶、斧、嫉、圆形器等。
同一墓地出土的斜刃铜镶、铜斧和圆状器
等，放回相应的铸范，互相吻合，说明该件
铜器就是用该件石范浇铸出来的⑩。
岭南地区既有自己的青铜冶铸工艺，能
铸造青铜工具和兵器，也就有可能铸造青铜
乐器。岭南出土的雨钟，除部分有可能是通
过正常交往从内地输入外，其它那些有明显
地方色彩的雨钟应是岭南当地工匠铸造的。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岭南地区
的民族主要是百越族群中的越人，他们同江、
浙、赣、湘地区的越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种联系，在青铜雨钟上也得到反映。
雨钟乐应是百越的音乐。岭南西部受百簇的
影响，居住一些百蹼系统的人。蹼人是使用
羊角钮钟和铜鼓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应该是
铜鼓乐。雨钟在岭南地区没有再往西传，受
阻于广西中部地区，大概同越、簇两种文化
在这一带接触有关。
从甫钟出土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凡是随
葬雨钟的墓葬，一般规模都比较大，随葬品
比较丰富，而且大部分都有铜鼎伴出。如恭
城秧家春秋墓，出土青铜器33件，其中有铜
鼎5件，清远马头岗一号墓，出土青铜器25
件，有铜鼎2件;马头岗二号墓出土青铜器
39件，罗定南门桐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36
件，有铜鼎3件;肇庆松山墓，出上青铜器
108件，有铜鼎5件，等等。钟鼎之相伴存，
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是过着“钟鸣鼎食”生
活的。在我国奴隶制社会里，钟鼎是代表一
定等级身份的标志，随葬钟鼎墓葬的发现，
说明岭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是地道的
阶级社会。甫钟乐是越人的音乐，但不是普
通越人的民间音乐，而是越人贵族的庙堂音
乐，它只施用于奴隶主贵族的祭祀和庆典。
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岭南雨钟应是越族奴
隶制兴盛时期的产物。
(资任编辑彭适凡
.2撼，

狗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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