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他们也只是发生了一些边缘性行为。「说得直白一点,只是蹭了蹭,没进去。」
回到学校,不安的感觉再度袭来。他检索了一些相关研究,发现 HIV 试纸的检测准确率大约在 97% 到 99% 之间,一下子便慌了神。
「万一我就是那 1% 到 3% 呢?」
他给学长发了微信,要求他跟自己去一趟医院,再做一次检测。但这一次,学长似乎失去了耐心,骂他是「神经病」。
一条又一条的语音消息连番轰炸后,他发现自己被对方删除了好友。
阿关联想到那些真真假假的社会新闻,譬如「艾滋病感染者为报复社会,隐瞒病情,与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一走了之」,便愈加慌张起来。
于是,他立即赶到医院,挂了性病科,做了抗体检测。
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而医生也认为,阿关的感染风险并不大。但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还是要求医生给自己开了艾滋病阻断药。
在此之前,阿关对阻断药,也就是常说的「后悔药」多少有些了解。他知道,在高危暴露后的 72 小时内服用这种药,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扩散;他也知道,这种药需要连续服用 28 天,停药后才能再去做检测。
但他想不到的是,服药的这 28 天竟成了他这辈子最漫长、最煎熬的 28 天。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干等,仿佛悬在虚空中。他无心复习,无心玩乐,置身炼狱,只能一篇又一篇地翻阅与艾滋病有关的文献,越读越慌。
更糟糕的是,他不敢向任何亲友吐露半个字。
他怕自己就此被当成瘟神,连手都没人敢握。他怕别人讥笑他「搞同性恋,活该染病」。他更害怕自己被当成是一个私生活淫乱的人,毕竟说到底,他也只是做了一次无关公序良俗的性尝试而已。他甚至担心,一旦消息散布开来,谣言四起,没准未来的学业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某种意义上,他所恐惧的已经不再是艾滋病本身了,而是在长久的固有认知中,与艾滋病相关联的一切羞耻与罪恶。
终于,28 天的服药期结束了,他从虚空落回了地表。按照医嘱,他在停药的第 14 天和第 28 天都去做了复查,每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但问题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疑虑。越来越频繁的确认行为导致阿关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了是否患病,以及身体状态上,因而焦虑感反而越来越强烈。
而在强烈恐惧的同时,他也在经历着强烈的羞耻感。对于一个同时存在这两种心理感受的人来说,羞耻感也往往会阻碍他的有效行动,致使他无法用向外倾诉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恐惧感。
最终,无计可施的他从青岛去了北京,希望佑安医院的专家能给他一锤定音。
「你没事,你也不用测,」那位姓李的专家听完他的一通讲述,直截了当地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但他似乎也见惯了像阿关这样的恐艾患者,几经央求之下,便安排了检测。
这次的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