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37-1）上小学(1)

可可

可可往事（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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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

可可

(1)

   我上小学时，处于“文革”时期，那时按照毛泽东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教材大幅度压缩删减，小学实行“五年级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共缩短了1/4时间。我是1969年9月报名入学，1975年7月毕业。就读的就是本村的完全小学。
   小学校建在村尾，那校舍也不知建于何年，大约民国时期就有了吧！我上1-3年级那时，村小学只有一排坐南朝北、临河边的一排校舍，右手边是第6生产队的晒谷场和仓库，前面不到十米是第队的约300平方米的鱼塘；后面紧临一条水渠，水渠下面就是那条无名河了；左边是一小块菜园，两块棺材板架过水渠为桥，那边有一间简易的厕所，只有男女各两个蹲位，全校师生共用。右边紧临六队晒坪的第一间是外来公办老师的宿舍和厨房中那一间是学校的办公室，是老师批改作业办公的地方；办公室两办左右各两间教室。每一间教室分左右坐着两个不同年级的两个班的同学。老师先给其中一个班上《语文》课，布置完课堂作业后，就给另一边自习的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算术》课，《音乐》、《图画》课是没有课本，由老师自由发挥的公共课，因此就不用分班上班了，两班一起上，有时是三个班挤在一间教室一起上课《音乐》课。到了上三年级时，附近的自然村的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必须集中到大队学校来上四、五年级，教室不够，大队决定将离这排教舍左前方只有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拆除六队用来堆放农具杂物和关牛的原来的一座庙宇，用拆下来的材料在原地基上建起两排共五教室，高年级的班和教师办公室全搬到这两排坐西朝东间新教室。它的对面是第五生产队的仓库和那口鱼塘，中间隔着篮球场兼五队晒谷坪。因为那口鱼塘离球场实在是太近，那篮球经常掉进去，同学们就扔石块将它荡靠边上，用老师晾衣服的竹篙将球打捞上来。有的同学打球心切，顾不得塘水肮脏和学校不许学生下塘水中去的禁令，跳进塘水中拣球，若被大人和老师发现，定会被训一顿。
  上1-3年级时，同班同学都是本村上的，到上四年级开始，离村上两、三公里远、同属一个生产大队的、附近几个自然村的同学就加入班里了。石头村的人口占整个大队总人口的3/5，除大部分人是本村的外，其他同学分别来自东北面第一、二小队的岩口村、北边第7、8队的小湾村和白竹岭村。这个大队除小湾、凤凰山、白竹岭自然村有几户杂姓人外，绝大多数人姓田，田氏占总人口80%以上。所以在我小学同学中，除一两名“外姓”同学，全都是田氏“本家人”。尽管如此，我并沾这个姓氏的光、受到它的庇护。因为我父母的成分是“地主子女”，按那时的阶级血统论，我自然就是“地主狗崽子”，被老师呵斥、讥讽、被同学辱骂、推搡踢打是常事，而且被欺侮了不能告诉老师求助、不能回嘴辩护，更不能回手还击，否则就会遭到更多的同学群起而攻之，有的同学的家长会来替他们的子弟来打骂、甚至老师也会为此而责难和惩罚我们这些“狗崽子”，我的书包几次被同学抢去从窗口扔出到水渠，课本被他们用小刀截成几截，铅笔被他们踩断。姐姐替我向班主任老师求助，反被老师责骂，并警告我父母要管教好我们，不要污赖贫下中家的子弟，否则后果自负……
   那时任课老师都有是本村上的代课或叫农办老师，即户口属“农业”的，没有供粮本，口粮由大队统筹解决，生产队不为其记工分和分配，他们在公社教职育组领取低于公办教师工资水平的工资，到分秋粮时，他们必须向所在生产队交口粮钱才能得到他那一份“口粮”。我记得全校老师只有一、两位从外地调来的公办教师，两、三年后又轮换一次；四、五名本大队的代课老师，他们是这所村办小学常任教师。在我上小学那五年间，从外地调来的公办教师有：何政文老师(心连的岳父)、韦老师和闭老师夫妇、罗老师（女）、常建洲老师这些公办老师都是上高年级的课。代课老师和农办教师，都是我的开蒙老师，他们是，文辉（月养）老师、兆强（强仔）老师、多德（小苟）老师、田东（秀华）老师、刘绪团老师和欧阳老师。这些老师最年轻的就是秀华老师和罗老师，现在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听说他们于早在十几二十年前退休了。其他几位老师，若健在，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的已作古了，我确切得知已去世的有文辉（月养）老师和常建洲老师。自从我十多岁离村子到外求学和工作后，很少回乡，回村也是行色匆匆，没有去拜访母校和老师。有的老师自从我三十二年前离开故乡，或者比这时间更早，那些老师就调离村小学，从那以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们.我想，有的老师我今生是再也见不到了。我对我的这些启蒙老师深深怀念和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