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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9 2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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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广西南宁市 电信
本帖最后由 可可 于 2015-4-29 23:09 编辑
可可随笔(15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
可可
那些为大吉山奉献了青春、健康、生命,又让儿孙继承他们的事业,几代人为矿山建设默默奉献终老于斯的平常的大吉人,英雄谱中虽然没有他们的名字,可大吉山那座高高的废料山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他们的气息在。共和国不应该也不会忘记这些平凡人。家父曾动情说过:“大吉山,我把最美好的一段年华献给你了,而你把最难忘的记忆留给了我。”听到这话,我差点落泪。不是心怀大吉山的人,不会深深眷恋这地方;不是为把自己的命运运与大吉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不会这么深情注视这地方;不是大吉山建设者的后人,很难真切地体会和理解他们这种情怀。这是我在“大吉山吧”读到《大吉山钨矿志之钨都的群英谱》时,写下的这段文字。
共和国应记住这一代矿工们。可是,遗憾的是,这些因工患上终身残疾矽肺病的老矿工,到现在住院医疗费都是只能报销60%,门诊费更是完全自理。如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带着此伤残还被“遣返”回农村十六年,沉重的农活、残酷的批斗、贫困到极限的生活,令其身心蒙受到严重的摧残。
如今风烛残年,职业病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他在我们当地确诊为二级矽肺伤残,可原单位却不予确认,非要令家父回江西指定的医疗机构确诊定性。在这之前发生的住院治疗费,仅按非职业病待遇标准报销50%.家父年过八秩且带病体弱,如何启程碾转千里之外就诊呢?可怜的老父亲,真是委屈他了。
建国之初的井下开矿风钻工人,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设备落后,大都罹患一种叫“矽肺”的到致人终身残疾职业病。五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矿山当了几年风钻工的家父也不例外,八十年代初,在他五十岁那一年,矿里按例安排老职工到赣州市天竺山职工疗养院进行为期半年的治疗性休息,他是其中一位。入院例行体检时才查出“矽肺”一期。
其实,家父罹患“矽肺”时间并非是那个时候,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症状了,只是他年轻时体质好,同时,那时人们的思想境界高,提倡大公无私,家父为了不耽误工作,怕失去工作机会,一直没在意那些病症反应,虽然他心里也猜测到了,但他还是向组织和家人隐瞒了病情,坚持与常人一样上下班。六四年到七九年期间又因极左路线的影响,被“清理”回乡务农,在“阶级斗争”历次政治运动中,父母都是无可幸免地受到批斗迫害,连续十多年残酷的精神折磨、繁重的体罚式重体力劳动、吃穿不保清贫艰苦的生活,摧残着家父的健康。我记得那时,家父和妈妈说,他觉得胸痛、胸闷、登高时气急、咳嗽。
大约在是在1972年,他那时才四十岁,胸痛得厉害,实在不能坚持到生产队出工了,就请了假在家约有十天。这是在我幼年和少年的记忆里,家父没去生产队田地里出工唯一的一次连续“歇息”。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极其差,看病就医就是在大队的医疗室请乡村的“赤脚医生”(多数为只稍懂一些草药、针炙等民间传统土方法为人看诊的亦农亦医的“土郎中”。按现在的标准,他们没资格开处方。)我家更穷,根本无钱让家父到镇上卫生院和不远处的栗木锡矿职工医院进行体检和治疗。他只有请来住在离我家不远、我叫他“同年爷”的、大队合作医疗室的赤脚医生兼大队兽医,他的少儿时认的同姓“同庚”(此人的大名我记不起来了)来为他看病。“同年爷”说家父的病是因劳累过度引起乳腺发炎(他的话引得家父笑起来)和急性肺炎,他给家父挖来一大把茅草根和一种叫“野沙豆”的茎、还有其他几种植物,嘱咐我们煮水让家父口服和热溥患处。同时,还特意交待我妈给病人增加一些营养。于是,妈妈就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给家父炖汤喝。也许同年爷的草药和老母鸡汤还真管用,家父连续用此法感觉病轻了许多,几天后就又恢复出工了。听妈妈说,我爸爸在回乡那十来年里一直都是诉说只要上山和挑重担时,胸部就痛和气喘,他自己猜测是患矽肺了。但他拒绝去医院检查。他说:“这种病是世上没药可医的。农民又没有‘劳保’吃,检查出来又有何用?反正都是自己承受,结果知道不知道还不是一个样?莫如不知道还好些同,以免增加你和孩子们的心理负担。”
1973年邓小平复出并代病中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中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开始整顿被文革运动搞得一团乱糟的国家秩序,邓高举”以三项指示为纲“,抓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形势大为好转,人民生活从极度贫穷开始稍为好转。并在有限范围内纠正了文革中的一些胡说左错误,给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落实了政策,全国人民由衷的高兴,深受鼓舞。虽然当时受众所周知的政治形势的限制,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这项工作。但邓领导做的这些事情,利党利国利民、成效显著,人民都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舒心,从们从小平身上看到了中国安定富强希望,邓的正确主张深得人心、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党中央的默许支持下,各地方、各行业、各单位也公开但不声张地开展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治理、整顿、拔乱反正”工作。1974年秋后,家父从栗木锡矿传来的一点点有关给平反纠错给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信息后,心情非常激动,连续几个晚上召集全家讨论这个消息之后,他决定提笔给已中断音讯快十年了的好兄弟、好工友康汉晶叔叔、叶兆春叔叔写信,并几次只身到千里之外的大吉山上访。
1980年春节过后,家父与我在全州火车站分手,他怀揣着我执笔代写的给大吉山矿“政策落实办”的报告北上,而我南下返回学校……那一年的初夏我正在贵港(当时叫贵县)覃塘实习,一天早上单位的文书把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那信封上是父亲熟识的手迹,信是自大吉山寄出的。爸爸告诉我:“咱家的屈辱、苦难终于到头了,矿里按照党中央的政策给我重返工作岗位,现在我一个人先期回单位上班,等稍过一些日子,矿里赶工建造的那一批职工住房竣工后,我就回家接你妈妈和你哥姐来大吉山……”
1983年矿里送一批老职工到赣州天竺山为期四个月的疗养式休假,在这期间父亲检查出罹患矽肺,1985年按政策他办理了提前退休并让大哥入单位顶上了他的“班”。为此,父亲还感到遗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我还可以再做十年,身体没多大碍的。我被耽误了十多年,刚恢复工作才几年,我的技术和经验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为国家的‘四化’建设服务,就这么退休吃闲饭了。”
1990年大哥大嫂也从大吉山调到我所在的那个县,实现了父母让我们哥仨回到离故乡近些工作生活,等他们百年后好送他们回故乡,葬于爷爷、奶奶坟墓旁,长眠于故土的心愿。退休后父母就回广西随我们一道生活,一般都 在我和大哥两家住,在退休回乡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父母闲不住,多半时间是在大哥承包的果园场帮工,90年代初二哥所在的企业改制,二哥就承包了一间商店,为了增加一些收入,他又办了一个小饮食店,父亲便去帮二哥做了厨工近两年,直到二哥的饮食店被城建规划管理部门通知停业拆除为止。
2000年我到南宁工作后,父母仍留在我在县城的那套房住,只是在大哥果场要进行抹梢、摘果的季节,那时需要雇大量的临时工,家里人都 得到现场监管,这时大哥便叫父母去他们那里,让妈妈帮做些炊事、爸爸则到园里帮做一些事。2006年我又回机关工作,这时父母年事已高,我们发觉父母的身体和精神大不如从前了。于是,就不再让二老下果场帮工了。2007年春节,我们全家集中在大哥家过的节,父母要留在大哥那儿住上一段日子,因为我家的亲戚节后会陆续来给二老“拜年”看望老人,父母认为大哥那地方不仅房间多一些,而且那些农村亲戚吃住在与农家差别不大、与大哥拉的种果、卖果相关的话题有较多的共同处,客人可能觉得亲切些、习惯一些,因此,每年二老都会在这里住到过完正月后才返回县城。就在快到正月末时,我接到大哥的电话,说妈妈生病了,在说胡话。我向单位告了假就直奔十公里外的大哥的果园场,后随二哥也从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乡镇赶来的二哥一起将妈妈送进离我家最近的县中医院,经一番检查确诊为脑血栓,办理好住院手续后,父亲便让大哥和二哥各自回家去,说是家里的商店、果园的活需要他们,而妈妈有他和我照顾就行了。妈妈在住院期间,白天做饭、送饭全由我包,晚上在医院陪护,父亲坚持由他值守不让我陪护,他说,妈妈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之间最了解,妈妈现在患病口齿不清,她说什么我听不懂,而他懂得,而且,我白天还要到机关上班,晚上睡不好会影响工作的。那二十天,父亲一人值夜十几个晚上,我仅在周末才来替换一下父亲。
2009年12月父亲因矽肺引发结核、和矽肺综合症,入住县医院治疗近一个月,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院方建议我让病人转入上级专业医院,或者接回家用中草药治疗,主治医师暗示我,他们已尽力了,父亲的病太严重,他认为已回天之力,父亲的日子不多了,让我接他回家,做一些他想吃的,陪陪他尽尽最后孝心。我听后心如刀铰,忍不住哭了。但我不死心,我要救爸爸,我相信一惯坚强的老爷子一定会挺住的。我到处求人联系省内专业医院,在一位医学院教授网友的帮助下,设在柳州市的自治区胸肺疾病专业医院同意接诊。这时的父亲已断食一星期、眼神焕散、虚弱得无法动弹,说话若游丝一般。但他神智还清醒。医院的床位是解决了,但近200公里、3个小时车程,联系不到专业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护送,原来我请了一部出租车,一见我爸已病成这样,说什么也不肯送我们去,而我家的车在离这时有7个时的车程的地方,虽然我夫人接到通知后立即往这边赶,但我担心时间来不及了。我只好请爸爸挺住,决定冒险带爸爸上直达汽车去柳州。爸爸看着我用轻微却坚定的声音说:“去吧!不要怕,要是我在路上出了意外走了,也不要怕,我不会怪你的。”我含着泪背着轻如小孩的爸爸下楼,打车到长途汽车站,司机同情我们父子,破例让如此病重的人上车。一路上我搂上爸爸,时不时低声呼唤他,给他喂水,不让他昏睡过去,否则就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当车进入柳州市区,离到站只有十多公里的时候,父亲嘴张着艰难地小口而急促地喘息。脸上出现痛苦异常的表情,他说:“好难受啊!我可能不行了”我急得快哭了:“爸!你得挺住,就快到站了,你儿媳和孙子也快赶到了。你不能放弃啊!不然我怎么向妈妈和两个哥哥交待?坚持住,你是最坚强的老战士啊!”爸爸说:“好!我挺住,你别怕。”车到到站,我将快昏迷的爸爸抱下车,这时,我一位朋友已在那儿等候着,而我夫人和儿子还没到,他们告诉我车已进入市区,但到这里还需要至少30分钟,爸爸的情况已不容我再耽误1分钟了。朋友为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我抱父亲上车就直奔医院,就在这时,我给夫人打电话让她和儿子直接到医院,同时给医院那位教授的朋友主治医师报告我们这边的情况,请求他们做好抢救的准备。
出租司机也是一个好人,她尽最大的努力选择最佳线路,一路上用对讲机与同行打听这一路上的交通路况,尽量避开堵车。她说,若实再不行就闯红灯红灯吧!她的仗义令我感动。春节前父亲的病基本痊愈了,医生建议我们出院回家休养,姐姐不听我的劝说执意给我的两位兄长要他们前来柳州与我们一道接父亲回去。爸爸说,他们俩不来接也罢,病了这么长日子不说来看一回,就是一个电话问候都没有,幸亏我这个儿子还有一位姐姐帮他,不然这几个月他一个人怎么办,南宁丶柳州丶恭城三地几百公里的路来回地跑,医院我这头丶自己小家庭丶老母亲那头都由他一个人扛着,也不知他是如何与机关告假的,缺勤这么多天,他的上司和同事?知怎样看他……真是太为难他了!”父亲从不当面或背着我们评论兄弟三谁更孝顺。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当着我的面与人说我们兄弟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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